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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流變與形成
發布時間:2019-05-23 15:26 星期四
來源:檢察日報

李平

現代漢語中用“法律”這個合成詞來對應英語的“law”,它的內涵本就基于西方法學的體系、術語、觀念和方法。因此,一方面法律與law的所指無甚差異;另一方面,法律一詞的涵義與傳統文化中的法、法律、律等概念之間形成了明顯的斷裂。但凡人們試圖用當下的法律概念為標準去辨識傳統語境中相對應的術語,就會遇到很多似是而非、不能對應的情況。這給當下法學理論中國化造成了巨大困境。須得還原到傳統文化場景和語境中重新審視術語、概念、觀念的變化,以為傳統法文化的現代化和理論創化提供基點。

術語之變

早期中國用于確指法律概念的術語,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再從法到法、律并存的轉變過程。

西周以前并沒有出現一個總括性的術語來指稱法律。當時的話語系統中,命(令)、刑、憲、典、彝、常、制、禮以至于表示契約的誓、約、質、劑、盟,以及屬于訴訟的訟、斷、判等等,均是今日所稱法律之一端。這些術語包含有值得重視的兩個特質:其一是政治性,其二是典制化,或者說成文化。

在上列的一系列術語中,最受法學家關注的是“刑”,有的學者甚至直指古語中的“刑”即是法。實際上先秦文獻中的“井刂”和“刑”常被混淆,前者通“型”,可指規范、制度,《詩經》“儀刑文王”和常見的“刑范”“刑政”,均屬于此。后者則指刑罰(如五刑)和刑法(如禹刑、九刑)。它很符合上述政治性、典制化的特質,同時在先秦時代語義保持得比較一貫。在所有這些術語中,“命”的地位可謂最高,通常有兩種形式,即天(帝)命和王命。

用“法”來概括性地指稱這一系列制度、規范大抵出現在西周中后期。不過要注意,西周以至于春秋前中期,“法”都寫成“佱”,而非一般所認為的“灋”?!皝帷閉飧齟視杉墜俏鬧種械男窩荼潿?,指的是澆筑青銅器的范模,本義與井刂、范、規、矩等概念很類似,引申出規則、規范與效法、模仿之義。它本是技術從業者(如“百工”)使用的術語。直到孔子時代,它都處于非常邊緣化的境地。

這種情況在春秋晚期到戰國前中期發生了重大轉變,“佱”逐漸成長為思想界的中心概念。最先將“佱”作義理化拓展者是墨子。這與他技術人的出身有直接關系。墨子論法的最大特色是將法比之規矩繩墨,并以之為度量一切行為的標準。按此,“佱”的規范性和治術性兩個特質被有意識地加以彰顯。此后出現的商鞅變法,就是對此“佱”觀念的直接落實。

墨子以后,“佱”開始了兩個向度的轉變,一則是與“灋”發生了合并,到戰國中后期,混用佱、灋的情況時有存在,但大體上以用“灋”者居多。二則是涵義進一步拓展,由治術延伸到治道層面。特別是黃老學“道法”思想的提出,直接將“法”打造成為宇宙間一切秩序的代名詞。到了戰國后期,《尹文子·大道上》總結說“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閉庵侄愿拍罟δ芐閱諍那邐爬ū舊矸從場胺ā閉飧鍪跤鋟⒄拐橛誄墑?。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個概念“律”在幾乎沒有理論討論的情況下被直接落實到實踐層面,成為了新式法典的名稱。代表性的事件是商鞅的“改法為律”,此后秦國一直踐行此制。從戰國晚期開始,“律”的內涵也逐漸由法典的專名拓展為對法律制度的總稱。

觀念之變

“佱”這一概念的出現,意義拓展,以及后來“律”的出現及“法”“律”并行,這些術語、概念上的每一次轉折,都折射出時人觀念層面的大變革。

中國文化保留了強烈的泛自然神傾向。自然神演化與西方進路不同,并未人格化,而直接出現了義理化和倫理化。上古時代,人也需要拼接具有神圣性的“技術”來獲知神意,并且這些技術本身就是對神性的分享,因此,技術本身就意味著權力。像掌握治水的共工、鯀、禹,掌握農耕的神農、掌握冶煉的女媧、掌握用火技術的燧人、祝融,都在當時的社會中居于高位,可見其一斑。不過與之相對的是從黃帝藉由武力征服天下開始,政治權力的強勢出現。這種“人為”的權力因為不具備當然的神圣性,是故需要通過建構意識形態的方式來壟斷神意的解釋權,并壓制技術知識的掌握者。因此,“命”這個由王所壟斷,且標志完全的最高之法,同時也可是作為最高神的天帝之法的名稱。而經歷了西周初期的政治文化變革之后,強烈的倫理化更是使得王命與神意的合法性在“道德”標準的基礎上形成合一。伴隨著這種基于血親、宗親倫理發展而來的道德標準的泛化,“禮”的概念開始逐漸擴大化,并成為一切行為的最高規范和準則,甚至連王命亦須合禮。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西周晚期。

進入東周以后,面對王權式微、禮崩樂壞的局面,如何拯救與重建社會秩序和收拾人心,成為了此一時代知識人的主要問題。由于政治控制力的下降,以往被王權壓制的技術知識開始復蘇。這些原本處于邊緣的知識人似乎并不愿意跟隨主流觀念且在主流話語體系下尋求匡復,而更傾向于利用其特有的知識背景尋求重建?!皝帷閉飧齦拍鈐諛誘孟雜謚問趵礪鄄忝?,就是這種新動向的直接反映。而這個強調規范化、標準化社會治理的“佱”又與當時政治界私權化和治權化的地方權力重建需求一拍即合。因此“佱”這個概念一經彰顯,便迅速受到知識界的關注,并被運用于政治實踐。

不過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和自然神的義理化,使得任何一種人域的創制必得有與義理神(如天、天道等)同質而分殊的品質,否則不足以獲取合法性。故當“佱”進入主流知識人的視野后,旋即便有黃老學作出“道法”關系的解說,治術層面的“佱”提供治道以至于大道層面的理論基礎。按照黃老學“道生法”的思路,道是一切秩序、方法、準則的終極合法性標準,同時也是其原因。也就是說,人間秩序就是天道秩序。而這個秩序本身又包含有價值傾向,即“公”與“正”。過去以血親(親親)、宗親(尊尊)倫理為基礎的“禮”此時正在受到“法”這種新的價值的代表的沖擊。

此時本身就代表著至公、至正的天道秩序之“法”直接下落到人域的具體社會制度建構,以“法”的秩序為中心來組織、構造人間政治權力,并且借用政治權力來輔成社會的整體性有序,是當時墨家、黃老家、法家乃至一部分儒家共同遵從的路徑?!奧傘閉飧齦拍釹扔諮Ю硤致鄱苯勇涫滌謚貧仁導忝?。權力的掌握者意在用一種全新的,完全象征自己權力的法律形制和稱謂來對抗甚至消解業已“道法化”,將合法性立于君權之上的“法”的概念體系。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法學院)

責任編輯:莫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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